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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骗婚 女编辑疯了

1999-04-02 来源:生活时报 家庭 杨渡 我有话说

1998年2月16日深夜,合肥市绿都商城地下室的民谣酒吧里,坐着一群青年男女,他们是某报的作者,其中多半是成名诗人和在诗坛崭露头角的诗歌青年。其中,有一位留着披肩长发的漂亮姑娘非常引人注目,她是合肥市某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于晓。

诗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不知争论着什么,气氛非常热烈,引得邻座的两个外国人频频投来好奇的目光。大约过了半小时,两个外国人坐不住了,他们嘀咕了几句,一个年龄稍大、胖得像皮球的矮个子走过来,绕到一位秃顶诗人背后,比划着说谁也听不懂的话。他指指对方的头又摸摸自己的脑袋,大致意思是他们两人都有某个共同点。诗人们友好地对他举杯,那个人叽里呱啦不停地讲、不停地做动作,老半天没有离开的意思。诗人们烦了,纷纷到吧台上玩,力图摆脱那个外国佬。这时,一直希望能用英语与外国人沟通的于晓却与“胖子”搭起话来。于晓应邀跟“胖子”走过去坐到他们的桌子旁,另一个长得较瘦的“胡子”和于晓谈起来。“胡子”自我介绍说,他叫琼斯·曼,和“胖子”都是德国人,是这里的烟厂请来的技工。

崇洋的女编辑遭遇洋爱情

那天晚上,当诗人们离开酒吧时,于晓已和琼斯谈得很投入。后来,琼斯主动把她送回家。分别时两人相互留了电话和住址。第三天,琼斯打电话到于晓的办公室,对她倾吐这三天的相思之苦。他说,从见到她的那一刻,他的爱就不知不觉产生了。琼斯还邀请于晓当晚共进晚餐并看电影。毕竟才见过一面,于晓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没有同意。然而过了一会儿,琼斯再次打电话来时,于晓便同意了。见面时,于晓找了一位女友一道去。

琼斯对于晓表现得很细心、很体贴。他温文尔雅,钱也花得大方体面。于晓的女友大受感动,事后在于晓面前盛赞琼斯的为人。

于晓自从见了琼斯几面后,开始想入非非了,她喜欢他刚毅的长相,希望这种感觉最终能够变为爱情。她开始只想见到他,并陪着他出入高级饭店、逛商场,或者在咖啡馆、酒吧的浪漫音乐中享受那幸福与惬意。

于晓与外国男人出双入对的消息不胫而走。她的亲友有提醒她小心,别上外国人的当;有羡慕她,并叫她抓住机会的;也有知道对方是40多岁的“老男人”便嗤之以鼻的。这段“恋情”也传到了于晓父母的耳中,他们的态度是:只要女儿认为选择琼斯会给她带来幸福,他们就绝对支持。母亲还一再对她说:男人年龄大一些更懂得体贴人,只要他有钱,就可以考虑。“女人结婚以后,要的就是安定富足的生活,其他的都不太重要……”母亲说这番话时,于晓感到很难堪,因为那时候她和琼斯还处于初识阶段,至于婚事,八字还没一撇呢。“妈,你都说到哪儿去了,我只是偶然认识了他,哪能在一起玩几次就想到要跟人家结婚呢?”“那你跟男人交往不为了谈朋友还为啥?”母亲的这句话虽引起于晓反感,但也说出了她潜意识里的愿望。

当再次和琼斯见面时,于晓开始打听他家的情况,想弄明白他心里所想的是否与他所说的一致。琼斯拿出一大堆资料证明自己是单身汉,又写下他在德国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尽管这样,于晓还是不放心,她提议琼斯拨通了那个德国家里的电话,对方用蹩脚的英语告诉她一些琼斯的情况。此后不久,德国那边又寄来了许多与琼斯相关的文件,于晓终于放心了。

于晓很快堕入情网,与琼斯的爱情急剧升温。

一天晚上,于晓第一次留在琼斯的房间过夜,琼斯表现出男子汉的风范。他请于晓考虑清楚,说:“我们德国人是非常保守的,如果你将来后悔,我将永生不安……”他诗一般的甜言蜜语征服了她,她连连点头,对他说:“琼斯,我爱你,我要嫁给你……”之后,于晓把琼斯的住处当成了自己的家,忙里忙外,将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俨然新婚妻子。到了双休日,于晓便将琼斯带回父母家。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前面说过的那个“胖子”,他不但和琼斯同住在翡翠花园12幢,并且就住在他的隔壁。这个被琼斯称为“脑子有毛病”的人不甘寂寞,时常串门,并多次趁琼斯不在家的时候骚扰于晓。于晓把这事告诉琼斯,琼斯并没有发火,也没有指责“胖子”行为不端,只是向于晓解释,说外国人在异国他乡孤单寂寞,并说“胖子”人不坏,只是随便惯了……“胖子”似乎有话跟于晓说,但他说的不是英语,于晓听不懂也不愿听,因为她认为“胖子”是既没有受过教育、又没有教养的“老痞子”。

失踪的爱情价值5万元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秋天。于晓尚未和琼斯论及嫁娶,便怀孕了!于晓把医院的化验单递到琼斯面前,他表现出于晓意想不到的烦恼。他们两人有了第一次不愉快。事后,琼斯抱歉地说,他不太喜欢小孩子。他恳求于晓原谅他,但坚持不要孩子。他对于晓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要孩子,你知道我们还没注册,孩子到了德国是没有‘户口’的。再说,你还这么年轻,我不想你过早做母亲,成为黄脸婆……”琼斯很会说话,说的话都非常中听,于晓没有猜疑,但她在孩子去留的事上没有妥协,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琼斯无可奈何,只得默认她的决定。

9月19日,他们在合肥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有关手续,琼斯决定尽快回德国筹办婚事。走之前,他把于晓带到黄山和杭州玩了一圈。回到合肥时,还送给于晓全家每人一份礼品。于家对这位“乘龙快婿”更加喜欢了,认为于晓不仅找到了好的归宿,还给全家带来了好运。看到全家人高兴,于晓也很快乐。

虽然没有举行婚礼,但于晓对怀上孩子的事已不再遮遮掩掩。单位领导曾让她注意影响,现在眼看她将成为德国公民,态度明显改变,还提前以出版社的名义送她一份价值不菲的结婚礼物。于晓要出国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她的小房间一时挤满了人。只要她在家,总有送礼的同学、朋友和亲戚登门拜访……于晓与父母商量,她临走时在最好的酒店大摆宴席,好风光风光。

琼斯在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和“胖子”到于家吃饭。临走时,琼斯说:“胖子”想带些钱给他的家人,但烟厂的工资因为合同限制暂时支不出来;自己因为准备结婚也没钱借给他,希望于晓能借给“胖子”5万元。于晓将琼斯拉到一旁,问“胖子”是否可靠?琼斯连连拍胸脯担保。于是她将5万元交给了琼斯,“胖子”也写了一张借条。

琼斯上飞机前还信誓旦旦地对于晓说:“假如快的话,我半个月就回来,最迟也不会超过20天。”

送走琼斯后的半个月,于晓过得非常快乐。15天后,琼斯还没回来,她才开始着急。琼斯走后,于晓一直没接到他的电话,她毕竟被琼斯拿走了5万元,也就不止一次产生怀疑和担心,但她一次又一次地安慰自己“琼斯也许太忙了”,努力否定自己的猜测,寄希望于琼斯不是骗子。她清楚地记得琼斯曾告诉她,他的父亲在波兰边境拥有一家上亿美元资产的“边贸公司”,他的母亲在一所大学任教。因此她想:出身于这样知识分子家庭的琼斯是不会干出那种为人不齿的事情来的,何况区区5万元对于一个月薪5000美元(琼斯曾告诉她,他在烟厂的工资每月5000美元)的外国高级技工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琼斯何必为此冒险行骗呢?

一个月过去了,琼斯仍没有任何消息。人们都担心琼斯出事了,催促于晓给琼斯打电话。说实在的,于晓不是不愿意打电话给琼斯,而是害怕大家担心的会是事实。她曾多次颤抖地按下电话号码,然而每次都在电话接通前就猛地挂上了。不知暗自流了多少泪,但在众人面前总是强作欢颜。她对父母说,琼斯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不过很快就会解决的。家里人问这问那,她都一一敷衍,甚至当父亲担心地说琼斯在德国也许结过婚时,她还下意识地维护琼斯,叫父亲不要贬损琼斯的人格……

熬了两个月,于晓终于按捺不住,鼓起勇气拨通德国琼斯家的电话,谁知按下那一串烂熟于心、一直苦苦折磨着她的数字后,回音却不太对头,再次重拨,还是空号音;又连续拨了几次,都无法改变空号音这个残酷的事实。她不甘心,找到咨询台详细询问电话出现空号音的各种可能性,并要求电信局帮助查实对方电话的情况。接线员告诉她,电信局还没有开展这项业务,实在爱莫能助。

于晓抱着侥幸心理来到她和琼斯住过的地方,房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她,那两个德国人两个月以前就退房了。她拖着沉重的步伐去了烟厂。烟厂说,的确有几个从德国请来的技工,但并没有她所描述的那两个人,更没有叫琼斯·曼的人。

于晓是在烟厂晕倒的,醒来时已躺在医院里。医生告诉她,她腹中的孩子流产了。

女编辑变成疯子

于晓刚刚流产,身体非常虚弱。她的父亲气昏了头,气愤地说:“这下倒好,收了人家那么多礼金,你全部交给了那个骗子,酒也摆不成,人家的钱还要退回去。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弄这么多钱给你补窟窿。”

于晓并没有放弃与琼斯联系的努力,不相信琼斯会骗她。她想到了国际互联网,于是将琼斯的五官特征和资料在公告栏上打出来,希望认识琼斯和知道他下落的人能告知他的行踪和近况。然而,无情的事实是:琼斯一开始就在骗她!以前向她提供的地址、电话以及他父母的资料等,全属子虚乌有。

琼斯和“胖子”到底是什么人?来合肥干什么……带着一连串的疑问,于晓走访了过去与他们俩打过交道的所有人,得到的答案都是令人绝望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有人认为那个“胖子”是周期性精神病患者,有人说他们像是来中国逃难的……

于晓再次来到烟厂,找到那几个德国人。一个叫“勒奈”的工程师搜肠刮肚终于想起一年前刚到合肥时,曾与这两个人相遇。他对于晓说,从他们的口音判断,也许他们是德国北部一带的人。勒奈说,那两个人举止怪异,也有可能是丹麦的一些在国内混不下去的流氓,在德国又干了些不干净的事情之后,流窜到中国来的家伙。勒奈劝于晓不要再找了,因为就算找到了也拿那种人没办法。他还说,在德国,人们对待那种身无分文、到处行骗的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远离他们。

于晓说:“琼斯懂得几种语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啊。”勒奈说:“这算不了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骗子也不少。而流氓也不都是目不识丁的‘粗人’,有些人是把行骗当做职业的。”

在互联网里,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甚至是一些无聊的议论外,几个月来,于晓一无所获。

现在,于晓被人轻视、讥笑。似乎人人都对她很关心,但从那些人的眼神和表情里,于晓知道人人都在看她的笑话。那些曾送礼给她的亲友们,竟说于晓是为了“赚”礼金而制造假洋婚愚弄人们。一部分被她的这种“恶劣行径”激怒的人,还打电话到她家里要她退还礼金,并威胁说若不退还就诉诸法庭……于晓欲哭无泪。

1998年11月26日,精神已崩溃了的于晓终于选择了一了百了的逃避方式———服毒自杀。然而由于发现得早,医院抢救及时,洗胃之后,她又活了过来。

出院后,于晓两眼呆滞,表情僵硬,几天不说一句话。开始发现这种情况时,大家并没在意,以为她受刺激过度,不愿意开口,但半个月后,她的情况越来越反常,经常独自一人笑个不停,问也不答理……下第一场雪那天,她赤着脚、穿着睡衣跑到大街上。她父亲追上去,将女儿抱在怀里放声大哭。这时,她母亲也因为女儿的不幸住进了医院。父亲一边哭,一边向女儿道歉,他自责说,如果自己头脑清醒些,就不会让女儿上当受骗,也不会给她增加更多的压力,女儿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了……于晓呆呆地望着父亲,显然,她已经疯了。

一个只有24岁的女编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一场情感的巨变,最终被残酷的现实摧毁了。

如前所述,悲剧的产生并非偶然,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必然的因素。对于那些希望过上好生活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不谙世事、以傍“大款”、傍洋人为荣的姑娘,于晓的遭遇确实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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